科学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理性活动，并且是人类理性的典范和集中表现。科学的发展、知识的增长就是科学理性的进步，科学理性的形式和科学合理性的标准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它总是和某种确定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化作一种解释模式或理论评价的标准而生动地展示出来。如果说，本世纪初的逻辑经验主义从形而上学的绝对理性桎梏中解放出来，沿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传统，构造出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的理性标准，那么，当本世纪中叶以来的后现代思潮逐渐席卷整个西方哲学的领域，纯粹的科学主义被解构之后，如何从“形式理性”和反理性主义的狭隘与片面中趟出一条科学理性进步的合理途径呢？山西大学郭贵春教授继其专著《当代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之后，1998年推出的另一部力作《后现代科学哲学》正是对这一问题作出的独特而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作者敏锐地意识到，当科学作为“自然之镜”的单纯概念丧失的时候，后现代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家把目光自觉而又不自觉地投向了“语境”，他们广泛地提出“语境论”的科学实践观，把它作为一种超越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科学哲学趋向选择。语境论是要通过对境遇理性的突出，解除单纯形式理性的独裁和羁绊，将科学理性溶入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现实之中。它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走向的方法论倾向是科学（逻辑）理性与境遇（情景）理性的统一，从而使得理性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关注狭隘的逻辑转向立体的实践。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问世必将在中国科学哲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主要是“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与科学理性的自觉结合上面。后现代科学哲学在扩张科学理性所展示的后现代形式、层面、方式和疆域时，仍然高举理性的旗帜，它作为基于后现代影响之上的一种新的科学价值观，对于中国社会背景下，如何引进和移植西方理论进行学术建设，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科学不可能与价值截然分开，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二者之间区别的理由，在注意必要的人文和价值的前提下，我们尤其应该认识到：一、中国缺乏知识论传统，因此，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引入客观性的、因果性的、实证性的知识探究方法和规范是十分必要的；二、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相对落后的阶段，与现代社会的分工和结构化相联系、相一致的学科体系和研究体制还没有完整地、系统地建立起来，至少可以说，还没有制度化，我们不能在不追问深藏于西方某些哲学观念和哲学范式前提的状况下，便把接受这些观点和实践误作是加入世界学术共同体的基本途径；三、虽然目前中国并未出现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或后现代实在论者，但中国的科学哲学家批判地借鉴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某些合理内核，并由此推动中国科学哲学研究的进步性、前沿性和世界性，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工作。
正如作者所说，“无论我们如何去评价或褒贬后现代主义的实质，它那富有时代意义的趋向是不容忽视的”，毕竟传统哲学所抱定的那些一成不变的终极原则、固定模式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如果说，历来具有理性传统的科学哲学在这没有普遍标准、没有确定结构的后现代文化中最先体会到失去理性追求的惶惑，那么，重新燃起理性希望之光，也许会首先从这里开始！
（《后现代科学哲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定价：1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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